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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數字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新技術加速創新，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領域、全過程。我國現已成為規模優勢明顯、產業局部領先的數字經濟大國。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數字經濟相關問題發表重要論述，為我國實現從數字經濟大國到數字經濟強國的歷史性跨越提供了思想指導和行動指南。
當今世界已全面進入數字經濟時代，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深刻地影響著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并催生了眾多的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活動佈置。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交織影響，我國在數字經濟建設方面仍存短板，特別是在數據治理、關鍵技術工程、民生社會服務等方面尚面臨諸多挑戰。對此，文章圍繞“數字經濟的發展與未來”，首先從數字經濟的基本問題出發，描繪由大數據、智能算法、算力平臺 3 個基本要素組成的數字經濟框架；進而，回顧國際數字經濟的發展歷程與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現狀，總結我國發展數字經濟的優勢和挑戰；最后，立足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以下簡稱“‘十四五’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結合我國數字經FRP濟發展過程中的挑戰與個人工作經歷，從數據開放保護、關鍵技術工程、大數據人才培養、民生服務、社會征信體系和國際合作 6 個方面提出了做大、做優、做強我國數字經濟的建議；并進一步倡議將“數字”的概念注入中華文化中、創造性地培育中國式大數據文化，更好地實現“數字中國”和早日建成領先世界的數字經濟體。
數字經濟的基本問題
數字經濟的定義
關于數字經濟的具體定義，目前國內外尚無統一定論。對此，文章給出了綜合的學術定義：數字經濟是以大數據、智能算法、算力平臺三大要素為基礎的一種新興經濟形態，它以算力平臺為基礎，運用智能算法對大數據進行存儲、處理、分析和知識發現等，進而服務于各行業的資源優化配置和轉型升級，促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以上三大組成要素對于數字經濟缺一不可：沒有大數據，數字經濟便是“無米之炊”；沒有智能算法，數字經濟不能“創造價值”；沒有算力平臺，數字經濟將“不復存在”。
一般來說，數字經濟可分為“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個方面：數字產業化指的是數字技術形成產業的過程，為數字經濟整體進步提供了基礎的技術、產品、服務和解決方案等，如近年來的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新興產業；產業數字化指的是傳統產業的數字化升級過程，主要是應用數字技術帶來了生產數量的提高和生產效率的提升等，如傳統汽車生產企業采用自動化生產線。
數字經濟要素之一：大數據
2013 年，第 462 次香山科學會議給出了大數據的中國定義：大數據是來源眾多、類型多樣、大而復雜、具有潛在價值但難以在期望時間內處理和分析的數記者會據集；大數據是數字化時代的新型戰略資源，是驅動創新的重要因素，正在改變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從類別上看，大數據的種類十分多樣，幾乎涵蓋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健康、基因、通信、氣象、信用、社交大數據等；從來源上看，大數據主要有政府、企業、開源共 3 個來源。
大數據的出現與普及深刻地影響和改變了各行各業：運用大數據開展科學分析不僅可以為決策活動提供有效的支持，也在創新性地改變著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時，中國科學院、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香港浸會大學團隊以 7 個年齡組的人群、4 類場所的社交場合為基礎，構建了基于社交接觸的異構數據分析模型，對武漢等 6 座城市的疫情病例數據展開了科學分析，揭示了疫情傳播的潛在模式與不確定性風險；并根據這些城市對當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預期增幅，計算出了多種復工復產方案。這些分析成果迅速以政策建議的形式上報，為日后復工復產的科學決策提供了支持，這是基于健康和社交大數據開展科學分析并輔助政府決策的典型成功案例。
對大數據開展科學分析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783年——英國統計學家理查德 · 普萊斯（Richard Price）通過收集和分析遺產稅務數據，建立了人壽保險和國債的預測模型。縱觀大數據分析的發展歷史，大致可分為 3 個重疊的時期：300 年前至今，主要是運用統計學方法分析數據并得到描述性的結論；1956年達特茅斯會議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至今，通過機器學習方法對數據進行處理、挖掘并發現知識，逐漸成為主流；近 20 年來，面向文本、圖像等非結構化數據的方法研究層出不窮，進一步豐富了大數據分析的方法體系、推動了相關學科的進步與發展。
不論歷史階段如何演變，大數據分析始終遵循三大基本原理：決策過程，即給定某個數據分析問題的目標，通過對數據的歸一化處理，運用智能算法從中發現知識并應用于決策支持。機器學習原理，即通過訓練集建立數學模型，通過測試集驗證最優的數學模型，進而應用到新數據廣告設計的判定；根據不同的具體場景，模型需要反復訓練學習以保持其精確度。智能知識發現，即數據分析的“一階問題”是通過數據挖掘獲取粗糙知識，其“二階問題”是通過決策者主觀知識辨認粗糙知識并由此產生智能知識，進而作為決策支持。
然而，大數據分析的發展過程中仍面臨三大挑戰：非結構化數據的結構化，即如何通過數據融合將文本、圖像等非結構化數據轉化成結構化數據，然后運用已有的結構化數據挖掘方法進行分析；數據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即如何從不同的場景角度平面設計全方位地復原、展現大數據的整體復雜性與不確定性； 數據異構與決策異構的關系，即數舞臺背板據的異構性導致了決策的異構性包裝盒，以及如何“因地制宜”地用數據異構與決策異構的關系尋找有效的決策支持。
對于大數據分析應有這樣的科學認識：大數據并不代表總體而是大樣本，大樣本比小樣本更具有普適性；大數據分析應當從粗糙中尋求精確，需要從相關關系中把握因果關系并預測未來。
數字經濟要素之二：智能算法
智能算法是開展大數據分析的數學工具，正廣泛應用到各行各業。例如，智能圍棋程序 AlphaGo 多次擊敗職業選手，展示了智能算法超強的學習能力；又如，將哈希函數置入區塊鏈結構并由此誕生的數字貨幣，深刻地震動了金融市場。智能算法根據人為設定的規則或啟發式的方式，通過對個體的學習探索群體的模式，其大致可分為 2 類：通過邏輯學習產生；通過模擬人與生物的意識及行為產生。通常使用的智能算法包括統計分析、關聯規則、聚類方法、深度學習、數學規劃、模糊邏輯等。智能算法的數學思想因算法而異。以數學規劃中的優化算法為例，其基本思想是：給定二分類問題的數據集；其目標是：降低“你中有我”與“我中有你”的數據，提高數據分類的精度。
數字經濟要素之三：算力平臺
算力是進行大數場地佈置據儲存分析的計算資源，具體形式主要表現為 2 種：集中式算力，如超級計VR虛擬實境算、云計算；分布式算力，如電腦、手機。一般來說，算力平臺都是由整機、芯片、操作系統、應用軟件 4 個部分組成。我國的算力平臺建設，一方面發展迅猛，另一方面受到碳中和、碳達峰（“雙碳”）目標的制約。據統計，2020 年我國數據中心用電量約占全社會用電總量的 2%，并連續 8 年以 12% 的速度增長。算力設施整體電耗的 70% 來自傳統能源，由此產生的碳排放問題異常突出。因此，在部署新的互聯網數據中心等算力平臺建設時，必須考慮高能耗帶來的碳排放問題。
值得警惕的是，虛擬貨幣的“挖礦”活動會大圖輸出導致超高能耗：據劍橋大學統計，全球比特幣“挖礦”年耗電量約為 149.4 太瓦時。對此，2021 年 9 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 11 部門聯合開展虛擬貨幣“挖礦”活動的整治工作：目前，我國在全球比特幣算力中所占份額已從 44% 降至 0，有效制止了算力資源的濫用和誤用，維護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國際數字經濟的發展現狀
數字經濟的歷史沿革
數字經濟這一專有名詞出現于 21 世紀初，然而，以數字技術為支撐的經濟活動起源于 20 世紀 50 年代，其歷史沿革大致經過了 3 個階段：20 世紀 50 年代—2000 年的“技術準備期”。IBM 個人電腦、微軟操作系統等創新產品的出現，為數字經濟騰飛提供了技術準備。與此同時，數字服務領域開始萌芽。例如：美國第一資訊公司（First Data Co.）基于上千家銀行數據，開展信用卡發行、收單、支付、信用評分等服務；美國三極通信公司（Level 3 Communications）用啟動儀式光纖構建的骨干網，從此奠定了互聯網的雛形。2000—2012 年的“快速繁榮期”。電子商務、搜索引擎、社交媒體等新商業模式的迅速崛起，誕生了亞馬遜（Amazon）、谷歌（GooAR擴增實境gle）、臉書（Facebook）、貝寶（PayPal）等互聯網科技巨頭，為數字經濟提供了豐富的數據，并進一步拓展了應用場景。2012 年至今的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時代。全球加速推進數字產業化。例如，美國奧巴馬政府將大數據定義為“未來的新石油”，進而出臺了《大數據研究和發展計劃》和《國家人工智能研發戰略計劃》，并將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提升至國家戰略高度。美國、西歐、日本等先進經濟體積極將現代信息技術應用于傳統行業，產業數字化進程也得到快速發展，使得數據分析成為開展各項業務的基礎支撐。
國際數字經濟的概況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的《OECD 數字經濟展望 2020》，活動佈置數字經濟的國際情況大致可概括為 3 個方面：數據獲取與使用。 OECD 中有 37 個成員國頒布關于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數據流通的 205 項政策，直接影響著數據的獲取與使用能效；有 參展29 個 OECD 成員國制定了隱私與個人數據保護法律，數據安全與保護意識強烈。數字建設政策導向。根據 2019 年一項面向 35 個 OECD 成員國的調查，各國發展數字經濟的前 3 個優先目標為建設數字政府、發展基礎電信設施、促進數字技術創新，政策導向對于開展數字經濟建設至關重要；而各 OECD 成員國在人口分布、預算融資、跨部門協調、數據監管與開放、隱私安全等方面的障礙，進一步制約了其數字經濟的發展。數字技術創新。OECD 成員國所擁有的專利中有 1/3 與信息通信技術有關，但是這一比例在過去 10 年有所下降；相反，中國、俄羅斯、印度的對應比例則顯著上升。1999—2019 年，全球人工智能科技論文的數量翻了兩番；其中，中國在數字技術科研創新成果方面的貢獻迅速增加。
國際數字經濟體的領先之處
歐美發達國家已初步建成強大的數字經濟體，其領先之處可總結為 3 點：法律與政策先行引導。以美國為例，從克林頓政府 1993 年頒布《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到 2019 年更新《國家人工智能研發戰略計劃》，美國先后出臺品牌活動了 30 余部法律與政策，明確了數字經濟中各主體的權責，規范了數字經濟的發展；2018 年歐盟頒布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是史上最嚴格的數據隱私安全保護法，其有效地保障了數字經濟時代個人數據信息的安全。然而，嚴格保護隱私的歐洲模式與高度自由流通的美國模式，產生了不同的數字經濟發展方向，這是我國制定數據開放與保護等相關政策的重要參考。創新驅動企業發展。美國的臉書、亞馬遜、蘋果（Apple）、奈飛（Netflix）、谷歌 5 家企業分別在社交媒體、在線零售、移動通信、流媒體視頻、搜索引擎方面擁有領先全球的技術優勢，這些國際科技巨頭始終聚焦主業開展業務，科技創新持續不斷，從而極大地推動了美國數字產業的跨越發展。完善的市場形態。以美國征信市場為例，得益于全面的市場化體制和具有影響力的第三方機構，美國率先打造出較為完整的社會信用體系。益博睿（Experian）、艾可飛（Equifax）、環聯（TransUnion）等個人征信機構，以及標普（Standard and Poor’s）、穆迪（Moddy’s）、惠譽（FitchRatings）等企業和主權國家信用評級機構，為數字經濟的交易、流通環節提供了完善的市場咨詢服務。同時，美國社舞臺背板會信用體系的建立，不僅依賴于數字技術的發展，而且進一步推動了產業數字化進程。
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現狀
我國的數字經濟萌芽于 1994 年正式接入互聯網。21 世紀的前 1AR擴增實境0 年，基于互聯網的電子商務、社交媒體等快速興起，我國數字經濟逐漸發展壯大。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了關于發展數字經濟的一系列戰略目標；特別是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將數據增列為生產要素，以及“十四五”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對數字經濟進行的全面布局，將不斷引導我國的數字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
我國數字經濟建設的主要成就
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1 年）》，“十三五”期間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從最初的 11 萬億元增長到 2020 年的 39.2 萬億元，占 GDP 比重為 38.6%。數字經濟已成為驅動我國經濟高質策展量發展的核心關鍵力量，其主要建設成就可概括為 6 個方面：數字產業化規模不斷壯大。數字產業新模式、新業態規模不斷增長，產業發展新動能、新趨勢愈發顯著。2020 年，我國規模以上互聯網和相關服務企業收入達 1.3 萬億元，同比增長 12.5%；人工智能產業規模達 1 606.9 億元，同比增長 24.43%。目前，已有人工智能相關企業 43.9 萬家；算力產業規模達 2 萬億元，直接帶動經濟產出達 1.7 萬億元。產業數字化轉型步伐加快。農業數字化轉型穩步推進，制造業數字化轉型持續深化，服務業數字化發展進入快車道。2020 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生產設備數字化率達 49.4%，新增上云企業超過 47 萬家，網上零售額達 11.76 萬億元、連續 8 年居世界第一。新模式、新業態不斷涌現。數字技術持續滲透并融入傳統行業，促使傳統行業實現線上化轉型，并創造了眾多的新業態、新模式和新職業，如網約配送員、互聯網營銷師等 25 種新職業。區域數字經濟創新發展。以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成渝雙城為代表的新經濟圈，聚焦發展大數據、人工智能、先進計算、高端芯片等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目前已成為我國的數字經濟創新高地、引領全國數字經濟發展。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在全國統一電子政務網絡的基礎上，我國建立起國家數據共享交換平臺，基本實現了“網絡通”“數據通”和“業務通”；各級政府從營商環境、事中事后監管等方面，開創了諸多新便民服務（如“最多跑一次”），政府治理效能大步提升。 數字服務改善民生。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加速了生活服務的數字化轉型進程，在線教育、線上辦公、網絡購物沈浸式體驗、無接觸配送的出現，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衣食住行，使得生活方式更加豐富多彩。
我國近年來在產業數字化方面，特別是數字技術在金融、保險等敏感行業的應用上取得了許多成果。例如，中國科學院虛擬經濟與數據科學研究中心協助人民銀行建立的全國個人信用評分系統（China Score），其精確度比美國信用評分系統（FICO）高出 10%、遠超國際水平，已成為該行業的全球領跑者。該系統上線以來，廣泛應用于所有商業銀行的貸款發放、信用卡審批等工作，高效地服務于民眾的日常金融活動，是我國金融信息化的基礎工程，有力地支撐了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領先優勢
我國數字經濟近些年的迅猛發展主要得益于長期積累并形成的多種領先優勢，概括來說有 3 點。
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我國的記者會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明顯優勢。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為建設數字經濟制定了系統性、科學性、前瞻性的頂層設計，相關部門先后頒布了《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指導意見》《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為我國數字經濟指明了前進方向；相關部門也陸續出臺一系列扶持政策，為產業開辟新市場保駕護航，加速了數字經濟的快速壯大。
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一方面，我國有超 10 億網民，產生了龐大的消費需求，這是數字經濟的原始動力；另一方面，我國產業門類齊全、具有完整的產業鏈基礎，有能力提供全方位的數開幕活動字經濟產品與服務。
數字技術研發優勢。我國基礎研發隊伍龐大，具備開展數字技術科研攻關的能力。根據科學技術部《中國科技人才發展報告（2020）》，“十三五”期間我國科研人員全時當量快速增長——從 2016 年的 387.8 萬人年增長到 2020 年的 509.2 萬人年，居世界第一。科技人才受教育水平不斷提高，青年成為科研主力，對基礎研究和教育的重視程度日益增強。目前，我國已在 5G 通信等多個技術領域形成局部領先的良好優勢。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
盡管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已達到比較先進的水平，但在諸多領域仍有短板，在關鍵技術工程等方面尚面臨諸多挑戰，概括來說主要有 3 點。
數字經濟大而不強。雖然我國數字經濟增長迅猛、2020 年的增速以 9.6% 領跑全球，但仍需培育更多的新模式、新業態；在數字經濟規模上，2020 年我國數字經濟達 5.36 萬億美元、居全球第二，但僅為美國 13.6 萬億美元的 40%；在數字經濟占比上，美國、德國等國的數字經濟在其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比重均超過 60%，而我國 2020 年的數字經濟占比僅為 38.6%。總體來看，我國的數字經濟發展主要依靠互聯網人口紅利和市場紅利，“消費端”較為成熟，“技術端”和“創新端”相對薄弱。以算力平臺建設中的超級計算機為例，我國的超算數量為 188 臺、居全球第一，占全球超算總數的 37.6%；但是，我國超算總算力為541.3 Pflop/s，次于美國 854.4 Pflop/s 和日本 631.0 Pflop/s，居全球第三；根據最新的全球超算 500 強排名，日本的“富岳”系統占據榜首，美國的 2 個系統分居二、三名，我國的“神威·太湖之光”和“天河二號”分居第四、第七名。盡管我國超算數量全球領先，但總算力仍須提升。相比其他國家，我國在超算使用上已有一些創新應用。例如，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家策展超級計算無錫中心和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合作，首次在超算平臺上運用非結構化數據挖掘技術，探索金融期貨交易中不同類型投資者的行為特征和關聯性，從而助力我國金融市場的創新發展。可以看到，超算不僅可用于大型工程計算，也可服務于國民經濟發展，可開發更多的創新應用。
關鍵技術工程亟待突破。關鍵技術工程是困擾我國數字經濟向高質量邁進的“絆腳石”，特別是在算力平臺建設上。不論是個人電腦，還是超算、云計算等算力形式，都是由整機、芯片、操作系統、應用軟件 4 個主要部分組成；其策展中，芯片和操作系統受國外的制約程度最大。以操作系統為例，操作系統（OS）可分為服務器、桌面端、移動端；從國際市場看，谷歌的安卓（Android展覽策劃）系統、蘋果的 iOS 系統、微軟的視窗（Windows）系統在各類 OS 中長期處于壟斷地位；從國內情況看，盡管整體市場已有千億規模，但一直被美國產品主導，如桌面端由 Windows 占據、移動端由 Android 和 iOS 壟斷；從重點國產化方向上，相較于芯片、應用軟件等，操作系統是國產化程度最低的領域。值得慶幸的是，各類國產操作系統的創新嘗試已開始涌現并在逐漸縮小與其他先進經濟體沈浸式體驗的差距，如“麒麟”“統信”等國產桌面端操作系統和“鴻蒙”（HarmonyOS）、“鯨鯪”（JingOS）等移動端操作系統。從綜合國力和市場需求的角度必須認識到，除美國以外，我國是全球唯一有能力、有可能孕育本國操作系統的國家，切不可丟失良機。
數字經濟國際話語權仍需提高。根據天府大數據國際技術與戰略研究院的《全球大數據發展分析報告（2020）》，數據開放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政府的數據開放政策可以促進經濟增長。而在參與開品牌活動放政府聯盟（OGP）并做出開放數據承諾的國家中，歐洲國家占 36.5%、發達國家占 26.9%。我國的數據開放情況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差距，不適應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需求。同時，面對單邊主義的日益盛行，我國數字經濟的國際影響力也受到削弱。例如，華為、字節跳動等數字技術企業在國際化過程中頻繁受挫。在數字模型經濟相關國際組織中我國的話語權仍處弱勢，尚未形成與綜合國力相匹配的地位。
我國數字經濟的未來發展目標
“十四五”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首次提出“數字化”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加快建設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的 13 個總體目標， TC:08designf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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